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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普遍認為，一部《北京市物業管理辦法》，讓北京市的物業管理制度建設走到了全國領先地位。
這個位置曾經由深圳把持了二十多年，隨后上海以其社區與物業綜合治理的均衡構思，特別是精細化分等服務和收費的業態構建，擠入了并駕齊驅的領航地位。而今，北京業主堅韌而持續的行動推導，終于得使物業管理顯露其物權領先的本質，并且更加具備了未雨綢繆、調和社會矛盾的前瞻性。
集體行動的邏輯，常常指向政治驅動的因果關聯，這在新中國的歷次“運動”中更加讓人記憶猶新。起因于最近二十年來住宅私有化的業主活動，盡管曾經甚至至今也被一些人擔憂是否演變為社區政治的活動舞臺，然而，事實證明了一切都是杞人憂天。當北京業主的主動參與和積極行動緊緊圍繞著保護自己的合法私有財產展開，不難發現，這樣的努力就逐次遞進地影響了北京的制度重建——雖然北京的物業制度比之深圳典型的物業商業制度，更多了一層公共事業管理的涵義。
業主從私有物權萌生的個體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無可避免地與多年一統出自共產理念的集體主義相沖突，這一切雖然目前在國家的公共層面仍就成為避諱之事，然而，發自民間的行動卻使政府在財產制度建設方面，不得不跟上隨人民需求提升而越來越快的步伐。2007年之前，《物權法》草案在廣泛征求民意的時候，曾遭遇了輿論（特別是北京業主）對建筑物區域停車場權屬的強烈質疑，并最終獲得了朝向業主相對有利的修正；同樣，《北京市物業管理辦法》草案在征求民意時，北京各學術團體、民間組織等，均動用了龐大的資源，從各種渠道發揮影響，直至徹底改變了物業管理企業才是開展物業管理活動的主體——這一三十年來盤亙在各種法規文本中的基本表述。
今天的北京業主們，沒有坐地抱怨“法規滯后”了！亦沒有發起如同前些年南方一些城市有些聲勢的“業主運動”，卻最終得到了政府及其他社會力量的支持，使物業管理的環境越來越朝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發生著變化。
北京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委員會及物業服務指導中心無疑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尤其是他們與民間組織保持的密切合作成為這一切得以實現的重要條件。
“和諧社區發展中心”、“社區參與行動服務中心”、“中國社工協會社區服務工作委員會”、“搜狐焦點網業主論壇”等公益性組織和網絡虛擬組織，長期活躍在北京及全國物業社區領域。與既往所不同的是，他們對已有政策的研究多過簡單的指責，他們傾向于指出原有法規不足的同時提出建設性和可行性的修改和補充；他們強調實踐，總是身體力行地進入社區，尤其是在某個充滿物業管理尖銳矛盾別人都恨不得馬上回避的時候。他們在主觀愿望上，認為任何法規都可能無以規制高速發展的城市建設和社區建設所催生的新問題，但同時并未將此作為他們宣泄情緒的管道和批評立法者的由頭，而是在客觀行動上采取與政府既不依附也無抗斥的合作�；谖飿I管理區域的實踐經驗積累、大量的社區調研和經驗交流總結，特別是對現有政策無力指導的新的物業管理模式的大膽嘗試，這些公益組織與其所代表的北京業主力量，越來越自信、充實、溫和、堅韌，其理論創新和實踐效果也更具行動力和影響力，因而愈加獲得其他業主的認可，進而影響到學院派知識分子和官方智囊人物，最終在人大代表和政府決策人物當中發生了作用。
這似乎是一個“法規滯后”的現象，但這是一條行動推導政策的路線，并最終使得北京的物業管理制度走到了全國前列。物業管理三十年前在深圳啟動所代表的地方推動中央，依循的是政府引導，而今進入到了民間和政府行動的共同推動，其間，我們尋求的是社區實驗的代價是否已經降到了最低，政策的時效是否能夠得以最大程度的延續。
強勢政府的作用并非是對民眾令行禁止，而是在最小調配公共資源的前提下與民間達成目標和行動的統一。倘若我們今天談論的業主自治還有一段漫長的過渡，那么正視這個現實就會有縮短這個過程和減少實踐成本的積極意義。
原載于《現代物業-新業主》2011年05期/總187期
(責任編輯：現代物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