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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普查十年一次，中國人口又是世界第一，重要性自不必多言。
上一次人口普查之后這十年中，中國的物業管理有了長足的發展，“覆蓋率”連年攀高。而今中國有將近6億城市人口，這次普查物業管理一定不能置身事外，除去數以萬計的普查員外自然也屬于“被調動資源”的行列。
其實早在本次普查開始之前的三個多月，也就是7月20日，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就下發了《關于指導督促物業服務企業支持配合做好人口普查工作的通知》。不過通知主要是給各地物業管理行政主管部門下發的，要求他們督促物業服務企業及時學習、積極配合、落實到人、嚴格保密之類。
說到這“配合”二字，物管人士們應該再耳熟不過了。計劃生育、參軍、創衛、接種疫苗、選舉居委會，平時這樣的“配合”已經是司空見慣。這次人口普查當然也不例外，大門上拉起宣傳橫幅、宣傳欄貼滿有關文件，稍微有一點技術含量的工作就是陪同普查員入戶調查，還正好多一次上門了解業主的機會，拉拉家常增進感情，將平時沒有做到的回訪工作補充到位，順便做個客戶滿意度調查。
不過真當物管敲開筆者家門畢恭畢敬入戶普查時，好像并沒有從容到有足夠的時間拉家常做回訪。“我這是第三次敲您家的門了，一直沒人在！”物管人員一邊說一邊開始拿出表格向筆者快速詢問情況，沒到兩分鐘問完就走了，說還要抓緊時間上其他家去。一個小區近兩千戶，可真夠累的。
這種匆忙讓筆者都沒有來得及問，怎么執行入戶普查的又成物管了？街道上的普查員一聲沒吭成了陪襯。
有心留意了一下各地物業公司在人口普查階段的情況，才發現物管的麻煩遠遠不止受累跑腿這么簡單。
《上海青年報》報道了一位在上海一小區有4套投資房產的溫州業主裴先生想在人口普查期間將自己閑置的房產交給小區物業公司代為管理的消息。這位裴先生不知聽了哪位“專家”的話，說人口普查會查到他房屋空置的情況，萬一國家對空置房“有所政策”則與他不利，便打算請物業公司趕緊幫自己把房子租出去，實在租不出去的就定期打掃一下衛生、放水放電，制造一個有人居住的樣子�？梢灶A見到在如上海、北京等充斥著投資物業的城市里，會有更多的空置房業主將專有物業委托給物業公司管理來對付人口普查。
如果拋開人口普查，單純從市場供需角度講的話，物業公司通過提供業主特約委托服務來增加企業收入是天經地義的事情，而且也的確是一個巨大的商業機會，促使物業管理向更專業、附加值更高的方向邁進。這也是行業自始至終所追求的方向。實踐中許多物業公司已經開展了這項業務并且運營良好。據《上海青年報》的報道，在上海，物管代管空置房鑰匙的同時入戶檢查物業情況的服務已經非常普遍，物管可每月從每戶處收入二、三百元，而且這項代管業務的需求和服務都在向細節發展。
不過在人口普查（或任何一種形式的普查）面前，物業公司要再次認真考慮“配合”的問題——這關系到自己會不會“站錯隊”。如果接受了業主的委托，那么經濟上得到了利益，業主也滿意了，但這就是在普查工作中“弄虛作假”，違反了住建部文件的精神，就是“不配合”，說不定還要接受行政處罰。而如果不接這個活不幫業主“擺平”麻煩，業主可能又會用“不交物業費”的方法來表示不滿，公司的利益還是會受到影響。
到頭來還是裴先生打錯了算盤。盡管他給物管開出比市面高125%的價錢，物管也沒有接受他的委托。而北京的一些公司則以總部命令的形式禁止各小區管理處接受業主的此類委托。事實證明，要求“配合”的紅頭文件打退了市場化的供求關系。
如今，當物業公司已經不得不將“配合社會行政管理”作為企業的一項額外付出的時候，政府似乎并不認為任何一種意義上的“配合”其實是增加了企業的經營成本。以筆者所在小區的物管入戶參與普查為例，當地的物管人員月平均工資在1,600元左右，日工資也就是70元左右，雙休日員工加班（很明顯，對平時家中沒人的業主只能在雙休日進行再次回訪）公司每個人要多付280多元；粗略估算有5個小區管理項目的公司因為配合普查而增加的人工費也可以上萬元了。而像上海裴先生小區的物業公司因為要配合普查則可能放棄幾十萬元的業務。如果當前社會的發展不得不要求物管公司在自己經營行為之外為社會行政管理服務的話——不管是叫“配合”、“服從”抑或放棄自己的部分收益，那么物業公司的這部分利益應當如何保障？今又聞央報消息：黨中央、國務院認為社區居委會維穩功能突出，擬將其成員報酬納入財政，那么物業公司是否也應得到“維穩配合補貼”？
博弈的最終目的是推動制度公平。物業公司想要維護自己的生存利益，理當通過合理合法的途徑表達自己的意愿，爭取補償機制成為現實。如果說曾經為了擺脫為壟斷企業義務提供的“代收代繳”是一種撥亂反正的話，那么挽回在普查活動中損失的企業利益，則是社會公平的重要體現。
原載于《現代物業·新業主》2010年第11期總第168期
(責任編輯：現代物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