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慕媛 CHEW Moh Yuen （CMY）新加坡人，在《聯合早報》、廣告公司、《亞洲周刊》、新廣與新傳媒集團、美國教育中心 （CAE）、新躍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學歷任資深記者、課程總監、特派員、電視臺新聞編審、新聞培訓導師、大學客座助理教授等職，至今仍在媒體與學界多棲觀想實踐。
組屋，一個由英文Flats 直接翻譯過來的詞組，是新加坡公共住房的代名詞。
舉世觀之，沒有一個國家的公共房屋政策 (public housing policy) 能比得上新加坡的法規完善、規劃合理，而且覆蓋全面、績效卓著。
新加坡立國之初， 在各派勢力競逐的亂局中，政府通過“三大”、“三打”迅速穩定局面。“三大”包括大量興建廉價組屋解決屋荒、大量引進外資解決就業問題、大批建設國民型學校和綜合診療所；“三打”——打垮頑強左派政敵、嚴打私會黨幫派勢力、全壘打肅清貪污，其成果彰顯，毋庸贅述。
組屋作為國民住宅，不只是這小城邦人民如磐石一般的集體記憶，更確切的說，它是新加坡種族和諧、社會穩定最重要的基石。老百姓喜歡稱之為“政府組屋”，清晰地界別它是跟私有的有地產業、各式公寓所不同的“國家福利”。很多時候，組屋甚至是“國民身份認同”的象征。
新加坡長期一黨專政的政治生態，令執政者秉持“大政府、小市場” 的強勢傳統。1960年成立的建屋發展局 (HDB) ，作為身負重任的最高機構一統全局，并在多部會聯手的土地征用法令輔助下，確保國家有足夠土地開發公共房屋，權責相符的全面規劃、統籌、設計、營建、銷售、監管所有新舊組屋。同時通過對不同屋型設計高低收入頂限、規定轉售所需的居住年限、多層次貸款額與買賣方印花稅等諸多與時俱進的措施，有效掌控價格，防止國宅炒作；并且鼓勵三代同堂及子女就近與父母同區置宅，規定住戶的種族比例，定期更新組屋區的設施，來增進家庭凝聚力、促進種族和諧和維持社區的活力。
以公共住房成績檢視，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的新加坡，僅僅9%的百姓居住在公共住房。自1964年開始，在“居者有其屋”理念的貫徹下，至今超過八成人民住進組屋，其中超過九成擁有自己的家宅。這對一個建國僅僅五十年的新興小國來說，是個了不起的社會工程。若歷數新加坡的房屋、衛生、交通、商貿、通訊、文化、教育等建國方略與建設來評級，公共住房的績效是公認最為卓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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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現代物業)原載于《現代物業•新業主》2014年第12期/總第310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