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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農民工離城返鄉的同時，二十一世紀初期的中國，那些祖祖輩輩生長于城市的原住市民，正在淪落為真正的城市貧民或者城市難民。
這絕非是危言聳聽！如果我們敢于面對目前城市居民已經越來越多的喪失居住權這一殘酷現實，我們就無法至少從道義上去解釋這樣一個現象：為什么我們絕大多數的市民，必須要用長達二十年甚至一生的時間，因為一個立錐之地而以各種方式替開發商打工？他們甚至不如城郊農民還可以從政策上保證擁有一片宅基地，也沒有廉租公寓暫時安身。他們或者選擇承受沉重勞役之苦支付巨額購房款從而淪為城市貧民，或者選擇寄生和被驅逐從而淪為城市難民！
有幾種言論的謬論需要提前說明：一是說目前的房地產開發商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如果這樣的發展是靠損害大多數人的利益換來少數人的利益，這不是良性的發展只是畸形的膨脹；二是說這是市場經濟的自由行為——政府已經壟斷了土地資源，而現在開發商又壟斷了價格并已經形成價格同盟，這連市場經濟的幌子都不要了；三是說房屋價格還不夠高——想想我們占市民絕大多數的普通一家，節衣縮食十數載才能攢夠一套低標準商品房，這種不要良心的言論還有什么討論價值？
在這種強買強賣淪為貧民和難民的現實中，市民對開發商產生了埋怨和憎惡，已經成為業主的則選擇了反抗，通常我們把這種反抗叫做維權。
我們已經知道，盡管這樣的維權有很多合理合法性，并且有時也組織得周密而有力。但是開發商們通過對國家政治、經濟和輿論的持續滲透和影響，不斷鞏固自己的不當利益（比如價格壟斷、強收占用維修資金、強占業主共用設施等），從而使得自己在與廣大市民的利益博弈當中，始終占據絕對的有利位置。有個最常見的現象可以證實：目前包括北京的許多大城市的地方媒體，開發商的廣告費幾乎是他們的主要經營收入，幾個當地地產大佬茶余飯后的閑談就可以左右他們的論調，你還能指望他們為業主做什么？
因此，業主對開發商的維權通常成本高昂，收效甚微。這時的業主，就像被開發商強奸后卻無法通過合法途徑討回公道一樣，他們就會選擇另一種容易實現的報復：既然你還留下一個孩子，那么我就通過折磨他而折磨你，父債子還！哪怕這樣同時也會折磨我自己！這個本來不該頂罪的孩子叫做物業管理。
物業管理本身的錯誤，既不是他生于何時，也不是他生于何處，而是他生于霸族而又長于寄養，被人賦予重擔而又被人看賤身份，好像天就孽種，注定磨難。雖然有的物業管理得到了開發商初期的培育，代表一些開發商一點憐憫業主的成分，但是“物業管理與開發商無關”——那種完事就提褲子走人的意思，則代表了開發商更多的不負責任。
因此業主在開發商面前的無奈與屈辱有多少，他們同樣就會讓物業管理在自己面前遭遇的無奈與屈辱有多少。具體的做法就是拿物業管理的出生羞辱他，罵他不請自到厚顏無恥，并隨時威脅把他趕出家門，在趕不走之前盡可能不付生活費（物管費），通過懲罰物業管理而套牢開發商和其他他們認為是鼓勵或容忍開發商作孽的人，他們對此的說法是“不交物管費是最容易的維權方式”，物業管理對此的說法是“其實我們很冤枉”。
物業管理真的有那么冤枉嗎？他們清楚的知道因為業主的不滿而遭受驅逐的危險，比起因為開發商的責難而遭受遺棄的危險來說，是多么的輕微和難于實現。幼年時期的物業管理一旦處于這種環境，靠本能就知道如何選擇生存之道：或者四面為奴，忍受一切呵斥茍且偷生；或者接受開發商豢養，繼承對業主的貪婪剝削，盡管背負罵名但是衣食無憂。
現在正有越來越多的物業管理走上了自強自立的艱難道路，然而前途依然未卜：業主可能還是會因為不信任而最終拋棄他：他們隨時準備趕走這個“私生子”而去培養和依靠“親生子”——他們“自己的”物業管理！
原載于《現代物業》雜志2006年2期總第44期
(責任編輯：現代物業) |
